结尾图：这张照片中房子后面的土黄色的山坡就是羌姆石窟群。羌姆石窟群所在的山是果美山，果美山背后是康杰屋拉雪山。康杰屋拉雪山背后，就是藏区大名鼎鼎的楚坦尼玛拉雪山，为喜马拉雅东南段的山系。据说楚坦尼玛雪山是莲花生大师选定的殊胜之地，还得到雪山大瑜伽师黑行者的加持，是西藏的“神山圣地”，因此在此建造寺庙和佛教石窟的意义非比寻常。羌姆石窟的开凿背景就与楚坦尼玛雪山密切相关。摄影/赵春江
以下是 中国著名的藏学专家 谢继胜的文章
羌姆石窟鲜为人知，因为它位于西藏南部距离珠峰只有百公里左右的偏远荒凉之地。但本文作者谢继胜和摄影师赵春江，却通过他们的文字和图片告诉我们：千年之前，这里并不荒凉，它曾经是“于阗样式”向西藏腹地寺院传播的重要一环。
羌姆石窟：终于找到了藏区腹地佛教造像样式来源的关键证据
撰文/谢继胜 摄影/赵春江 等
卫藏腹地佛教人物造型的独特风格，不可能空降而来
9世纪末，藏传佛教在朗达玛赞普执政（公元841—846年）时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灭佛事件：佛教僧侣皆被从寺院驱逐出去，并强迫还俗，甚至被逼迫去狩猎或当屠夫，不从命者全遭杀戮。所有寺院和佛殿都遭封闭，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等著名寺院最先陷入劫难，大昭寺甚至成为屠宰场，佛像和佛教经典也都遭到大规模的毁坏。朗达玛的灭佛事件，在藏传佛教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后来史家以朗达玛赞普灭佛事件为界，将藏传佛教通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断代史，即“前弘期”和“后弘期”。由于朗达玛赞普灭佛事件，导致西藏佛教经历了百余年的沉寂期，所以“后弘期”大约是从11世纪中叶开始的。
以拉萨为中心，包括西藏南部的山南地区，这片位于西藏腹地的地带被称为“卫藏”。这一地区不仅是西藏，也是藏区的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的中心；日喀则北部、那曲西部的广阔的藏西地区，被叫做阿里地区。阿里地区北界昆仑山，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毗邻，南界喜马拉雅山与尼泊尔、印度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接壤；西藏北部，也就是藏北，是指安多地区。藏北和昆仑山北麓的新疆于田、和田与甘肃的敦煌相距较近，因此在西藏佛教的后弘期，藏北成为弘法者进出西藏的必经之路。
从西藏佛教的后弘期开始，也就是11至12世纪前后，卫藏地区寺院中的彩塑或壁画，佛教人物的造型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样式，后世将这种样式称为“于阗样式”——佛菩萨身穿如同厚重呢绒般的衣服，衣服上有典型的中亚风格的团花图案。藏南康马县的艾旺寺和夏鲁寺早期的彩塑，以及现已不存的藏南萨玛达地方的姜普寺彩塑、西藏中南部的扎囊县扎塘寺的壁画，都是这样的造像风格。奇怪的是，在这一时期与西藏艺术密切相关的印度波罗艺术中，却找不到这种风格。卫藏地区这种独特的佛教人物造像风格，不可能是空降的，源头来自于哪里，长久以来都是一个谜团。
在西藏艺术研究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中，终于发现了一点线索：在藏南康马县艾旺寺的壁画题记中，画家说他遵奉了“于阗样式”。于阗是佛教自印度向东翻越帕米尔高原的第一个传播地，是中国最早接受佛教的地方。于阗有很多隐秘的通道与印度相通，比如古代于阗人熟知的一条道路是从于阗经莎车，再翻越昆仑山，就可以到达印度。于阗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个信佛的地方，对于中原来说，于阗更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因为它被赞誉为“小西天”，是向中原地区源源不断传输佛教思想和经典的神圣之地。因此，在于阗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佛教绘画样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于阗样式”的佛教绘画，在绘画工具、创作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中原佛教绘画。
于阗在新疆南部，如果“于阗风格”的佛教人物造型出现在距于阗较近的藏北地区的寺院里还好理解，为何会出现在西藏阿里地区的寺庙里，乃至远离于阗千里之外的卫藏腹地和藏南的康马县等地呢？西藏艺术研究界始终缺少把11世纪前后的阿里地区与卫藏联系起来的证据——也就是说，西藏艺术研究界一直缺少一条把于阗、丝路敦煌、藏区西部阿里地区与卫藏腹地串联起来的证据链。没有无源之水，没有无本之木，当然也不会有无来由的风格样式，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它。
2011年3月，因为我准备暑假期间带研究生去西藏、青海考察，寻找西藏艺术丢失的这串证据链，在摄影网站寻找摄影及考察器材时，竟然看到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摄影师赵春江在西藏定结县琼孜乡羌姆村，海拔5000千米左右的果美山南侧发现了石窟壁画！网络图版展示的那一尊尊金刚界五方佛悬塑及分布其间的吐蕃装供养人壁画，很可能就是我苦苦寻觅的于阗、敦煌样式链条的环节之一。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期盼的暑假终于来临了。2011年7月25日，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廖旸博士，以及我的两个研究生王瑞雷和郝一川前往西藏考察。8月6日，我们的考察队伍又增加了摄影师赵春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图片总监王彤和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副所长何靖。我们一行人当天抵达定结县。定结县城距羌姆村约100公里，于是我们第二天清晨由定结出发，沿着喜马拉雅山地之间的交通故道——一条平整光洁的碎石公路，经过萨尔乡穿过著名的定结宗堡，到达琼孜乡，转向南面至羌姆村。
羌姆石窟原本是村落，羌姆村的所有人家都曾经住在石窟里
西藏两条著名的河流——定结县北部的吉隆藏布和中东部的叶如藏布及其支流，形成大片的冲积河谷，镶嵌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群山之间，蜿蜒其间的故道将西藏西南几个边境县连接在一起。沿叶如藏布支流溯流而上，越过雪山垭口，自然形成数条通往境外的孔道。
经琼孜乡沿叶如藏布的支流给曲，往南约20公里就能到达羌姆村。这是一个有40余户人家的村子，位于给曲的西岸，海拔4300米，西南方就是高耸的雪山，隐隐漫过冰雪的气息。
8月的北京闷热潮湿，是躲进空调房、不想出门的“桑拿天”，在这里穿上毛衣却仍然很冷。散落在雪山脚下的村庄，家家门口堆放着刺棘灌木枝和柽柳枝作为烧柴，牛粪饼团花般规则地贴在院墙上。新修的水泥路上，有一群背着花布包去学校的孩子，一群牛犊走过，水泥地上响起有节奏的敲击声。很意外的是，羌姆村没有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我们一行人住在村党支部。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的车沿着给曲西岸状似蘑菇的冻土草甸和卵石河滩行进，大约行驶3公里后，一条平缓的赤褐色山脊和它背后的白色雪山闯进了我们的眼帘。村长说山脊和背后的雪山当地人称为果美山，藏语的意思是平缓的“无头山”。羌姆石窟就分布在果美山的东侧断崖与缓坡上。果美山面对东南方的康杰屋拉雪山，再往南的大山是藏区大名鼎鼎的楚坦尼玛拉雪山，为喜马拉雅东南段的山系。越野车开到这里再也行驶不上去了，我们沿着山崖与给曲之间的羊肠小道，步行进入羌姆石窟群。
羌姆石窟群留存的百余座石窟，分布在南北狭长的崖面与坡道上，由北向南逐渐抬高。临近河床的崖面由于河水的冲刷形成突兀的断崖，似乎默默地俯瞰着支支细流静静掠过的给曲。危崖上耸立的巨石被涂成红色。村长告诉我，岩石里住着羌姆村民祖先的亡灵，他是镇伏给曲冰的魔兽、护佑村民的一位神，名叫赞神“羌姆红岩”。久远以前，每每给曲河上游雪山冰湖泛滥之时，村民束手无策，就在石窟山上修建安抚亡灵游魂的房子——“赞康”。藏区建有“赞康”的地方大多是村庄聚落，这证明羌姆石窟曾是村落，而非单纯的佛教石窟。
走近洞窟，大部分洞窟看不出任何特定的佛教石窟形制。北段山崖高处的大窟应为禅修窟，四壁凿有高1.2米、凹进崖壁的石龛，留有可以遮蔽的石砌龛门，应当是僧人闭关修习的地方，属于羌姆石窟最初的窟室。北崖较低处的石窟大多是生活窟，包括一个主窟和若干附带的小窟室，几个相邻的主室组合成一个聚落。大部分窟室呈不规则方形，窟顶接近穹窿形。附属窟室分为卧室和厨房，卧室似有火炕，厨房有灶台，凿有通向窟外的烟道。
在主室下方有一些不规则的敞口大窟，里面有条石雕成的马槽，显然是骡马等大牲畜的圏棚。村长说以前羌姆村的所有人家都住在石窟中，崖壁上由石阶串起的一间一间石窟就是一户一户村民的家。这印证了我的猜测。跟我们一起上山、背着沉重牛毛褡裢的村民，从石窟经过时，还能指认出哪间窟室是哪一家祖先的屋宅。
金刚界曼陀罗坛城窟，是判断开凿年代的关键
11世纪是宋、辽、西夏、回鹘等民族文化互相影响的时代，寻找“于阗样式”的传播路线和羌姆石窟是否存在重要关联的关键之处，主要的依据是判断羌姆石窟的开凿年代是否是11世纪。
我们在村长和定结县委宣传部的小伙子多布吉的引导下，爬到了石窟崖面南端高处的窟群。这些石窟位于果美山脊的南端，海拔4500至4800米的崖坡上。村长说南崖下方有3个石窟留存着彩塑和壁画。因崖体坍塌，原有的窟门已经损坏，窟门上方只有50厘米厚的崖体支撑，窟门两侧及上方的泥皮壁面已经脱落，露出砾石泥土。尽管如此，进入壁画窟的一刹那，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上午10点，温暖的阳光从窟门一束束挤进来，将窟內的彩塑残龛和色彩暗淡的壁画从沉睡中召唤醒来，窟内充满了红褐色的光晕，彩塑残龛和壁画似乎离开墙壁，环绕着我们，形成了一个神秘的氛围。
这是一个接近方形的不规则圆形窟，高约4.5米，南北壁相距6米，东西6.5米。与羌姆石窟群的其他洞窟一样，窟门也朝向东方，窟顶为不规则的穹窿顶。趋向圆环的四壁，现只留存佛菩萨悬塑的头光和背光组成的背龛，背龛边框上绘着热带阔叶藤蔓植物。热带阔叶藤蔓植物在后弘期西藏绘画中十分少见，但对西藏艺术研究者来说太熟悉不过。它是11世纪西藏艺术的遗例。
窟室虽为圆形，仍可分辨出主壁为西壁，正中现存一大龛残迹，上方留有若干大小不同的洞孔，应当是原来洞窟主尊大龛的迦楼罗金翅鸟背屏。彩塑虽已脱落，龛下仍可见红色、双头相对的狮子泥塑印痕。南壁有两处大龛，其下方的覆莲座外壁上有用高浮雕技法雕塑的双马和双象；北壁也有两处大龛，其下方的覆莲座外壁有高浮雕的一对金翅鸟和一对孔雀。这些动物和鸟禽都是支撑曼陀罗或圆形坛城五方神灵莲座的瑞兽。虽然塑像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从残存部分判断，石窟四壁雕塑的应该是以狮子莲座的大日如来为主尊的五方佛，其余4位佛分别是金翅鸟莲座的不空成就佛、孔雀莲座的无量光佛、双马莲座的宝生如来与双象莲座的不动如来。我们据此可以确定此窟是展示金刚界曼陀罗坛城的佛教石窟。
曼陀罗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坛城。古代印度的僧人修行密宗时，为了防止“魔众”的入侵，在修法场地修筑起一个圆形或者方形的土坛，僧人们在土坛上修法，邀请代表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亲临作证，并在土坛上绘出他们的形象。坛城作为象征宇宙的本源，是变化多样的本尊神及眷属众神聚居处的模型缩影。后世据此演变出各种各样的坛城。
金刚界曼陀罗坛城在卫藏的流行年代，是佛教后弘期兴起之时，即11世纪。在羌姆石窟虽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纪年证据，但羌姆石窟属于卫藏，据此曼陀罗坛城，可以初步判定石窟初创的年代是11世纪初。
曼陀罗石窟的窟顶，布满以藤蔓串接的四片花瓣的团花，团花中央的花蕊是一头扬爪、翘尾、身体蜷曲的绿鬃毛狮子。这与后弘期藏西古格壁画中的狮子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西藏艺术中，团花图案出现于11至12世纪。这也是判断羌姆石窟开凿于11世纪的重要因素。
壁画中的吐蕃装供养人，揭示出佛教造像从于阗至卫藏的内在渊源
羌姆石窟群最惹人注目的是这个曼陀罗石窟，曼陀罗石窟最惹人注目的，是五方如来及众菩萨的背龛之间描绘的大量供养人。五方如来是分别代表中、东、西、南、北这五个方位的五方佛和众多菩萨的简称。这些供养人或手举供品，或骑马持刀，均穿翻领长袍、成组出现，且身着“吐蕃装”。吐蕃装供养人多以主仆身份出现：主人坐姿，若干随从站立或骑马，站立的随从大多手持碗状的敞口灯盏，灯盏上方绘着摇曳的火烛。
壁画中供养人身着红色翻领长袍，系黄色腰带，袖口镶边，佩戴弓箭或长刀。西藏早期壁画中现今发现的供养人，多为雍容华贵的礼佛者，这种戎装打扮的骑士十分少见。男子发髻下垂及肩，然后向上折起，带圆顶宽边皮帽。壁画中没有吐蕃时期壁画最具标志性的缠头帽冠，这就像康巴汉子没有了威猛的红色缠头巾一样。女子腰扎类似今天卫藏地区妇女使用的帮典围裙，发辫下垂齐胸后，发梢折起形成U形发辫，样式与东噶皮央石窟的吐蕃装束女性供养人相似。
我看到过藏西阿里的东噶皮央石窟，那是古格王朝建造的、西藏最大的佛教石窟；看到过古格王朝在阿里建造的第一座寺院托林寺坛城殿出土的新壁画；看到过意大利西藏艺术史家图齐，于上世纪30年代拍摄的后藏聂萨寺的悬塑……但在藏西与藏区中部接壤的喜马拉雅冰川山地，看到贯通藏区中西部艺术风格的石窟，仍然非常地激动：我们以往研究西藏石窟，都是单独地考察克什米尔、藏区西部与卫藏中部零星涌现的石窟，没有把藏西的石窟与属于卫藏的石窟联系起来考察，没有考察石窟与寺院造像体系的内在联系——因为没有一个年代确凿并保留了原始风貌的石窟作为参照。羌姆石窟的发现，激活了佛教造像由于阗、敦煌样式，经由藏西挺进至卫藏地区的证据链，让它们必然存在内在联系的猜想，得以证实。
我们或许可以勾画出一条由克什米尔或敦煌经由于阗，进入札达、普兰等藏西石窟的路线，延伸至卫藏定结县的羌姆石窟、岗巴县的乃甲切木石窟，沿着亚东山口东向转到卫藏地区康马艾旺寺的彩塑，还原出一条于阗、敦煌样式传播的路径，解决11世纪前后，西藏中部寺院的彩塑和壁画之“于阗、敦煌样式”来源问题。
写这篇文章时，我竟然在2009年我拍摄的日喀则夏鲁寺护法殿早期壁画中，找到了与羌姆石窟盛装骑马女子几乎完全相同的形象，她们的发辫、服饰甚至站立的姿势也大致相同。这种联系太重要了——这说明定结至岗巴一线的石窟，虽然造像系统与藏西传承密切相关，但在雪山环绕、看似“隔绝荒蛮”的定结、岗巴一带，11世纪初年与夏鲁寺所在的日喀则地区一样，已经属于卫藏腹地了。藏文典籍《后藏志》记载，今天康马县萨玛达乡的艾旺寺、姜普寺、聂萨寺等，具有“于阗样式”的11世纪寺庙，都归当时的夏鲁寺管辖。壁画中的“吐蕃装”，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日喀则一带的服饰，这些虔诚向佛的供养人表明，反映新密教理念的金刚界曼陀罗已经演变成当地人的信仰了。我设想的11世纪前后，卫藏寺院艺术风格与藏西样式的交流，通过这些骑马供养人，终于有了有力的见证。
历史上的羌姆石窟并非人迹罕至之地，而是朝圣重地
羌姆石窟东南方向的楚坦尼玛拉雪山，当地藏人唤其为“多吉曲登尼玛”，是“金刚太阳塔”之意。围绕定结、岗巴一线，广泛流传着牧人与大成就者黑行者的传说：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莲花生大师进藏时经过楚坦尼玛拉雪山，碰到了一位牧羊人。牧羊人看到前方的雪山如同一支金光闪耀的交杵金刚浮现在东方，心生建塔供奉的愿望。于是，莲花生大师的修习伴侣益西措杰化身为牧妇，她和牧羊人共同修建了太阳金刚塔，二人又分别修建了牧人塔和牧妇塔，成为雪山三塔。莲花生大师用锡杖戳出能医治百病并荡涤罪孽的山泉，从而形成可以让朝觐者在湖水倒影中，看清自己来世的三湖，即金湖、玉湖与铜湖。供奉三塔与神泉从此成为楚坦尼玛拉雪山朝圣的重要仪轨。此后，楚坦尼玛拉雪山及其周边地区，被看作是一座巨大的金刚界曼陀罗坛场。楚坦尼玛拉雪山及其周边地区，日后逐渐成为西藏佛教曼陀罗化的喜马拉雅转经圣山之一。
藏区西部石窟的出现、流行，都与聚落和佛教圣地的兴衰有直接关系。定结县羌姆石窟及附近的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所代表的石窟之繁荣，应当与楚坦尼玛拉山雪山朝圣有关。乃甲切木石窟，在藏语中是“广阔的圣地”之意，从窟名可见石窟属于楚坦尼玛拉雪山朝圣系统。参访羌姆石窟，应当是楚坦尼玛拉圣山朝拜仪轨的一部分。
羌姆石窟过去并非荒蛮无人之地。从定结县至定结的标志性建筑宗堡，再转至琼孜乡，为古代喜马拉雅的山间通道，沿叶如藏布从琼孜乡至今天的岗巴县昌龙向南，经曲登尼玛寺和楚坦尼玛拉山口，即可进入锡金（今印度锡金邦）；从琼孜乡叶如藏布转至支流给曲至羌姆村，沿给曲溯流而上，给曲西岸就是羌姆石窟。给曲源头即楚坦尼玛拉山系的冰川和冰湖，穿过5000余米的山口与昌龙古道汇合进入锡金。所以羌姆村的村民称呼自己村庄西南的大山为楚坦尼玛拉，也就是“金刚太阳塔”的意思。在楚坦尼玛拉雪山冰湖稳定的过去，沿给曲溯流而上进入锡金的路线，或围绕楚坦尼玛拉朝圣的路线，已是形成多年的古道。由于近百年来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冰湖的泛滥，这条朝山转经古道逐渐荒芜了。
11世纪构建的汉藏佛教交流通道，带动了西藏石窟造像的流行
由于藏传佛教造像一直在不断地重新装饰，西藏早期彩塑的方法究竟如何，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幸运的是，在羌姆石窟群的曼陀罗坛城石窟中，靠近窟门的上方有两个小龛，仍然保留了原来的泥塑——用来支撑残余佛像躯干的木杆、泥巴以及类似蒲草的草把，彩塑的草把下面是一个莲花座。奇怪的是，这个彩绘莲座的形状不是这段时间出现的上仰下覆的莲花瓣，而是西藏艺术中罕见、类似辽代佛像莲座常用的上仰的相叠大莲瓣，跟我们今天在寺庙里看到的莲花座大致相同。两者之间的联系耐人寻味，又关系到11世纪。
11世纪是我国境内各民族多种文明交流的黄金时期。11世纪前后，汉藏乃至辽、西夏、回鹘的佛教，均兴起建塔、造像的传统。经历了晚唐五代的战乱和朗达玛赞普“灭佛时期”的黑暗，中国佛教进入汉藏各地都在积极复兴的美好时代。莫高窟465窟出现的完整的八十四大成就者造像，就是这一潮流在西夏流行的结果。这一趋势也带动了西藏石窟造像在11世纪的流行。同样，羌姆石窟中出现辽代的莲花座样式，以及听释迦牟尼说法的弟子中出现汉族人脸庞，也与11世纪的文化交流热有关。
藏西至吉隆、定结、岗巴一线，喜马拉雅山地通道的石窟雕塑与壁画中，出现的于阗与敦煌元素，如壁画的帷幔、团花图案、重彩青绿的技法，甚至这条通道远端的康马县艾旺寺佛像侧重突出衣纹的于阗样式佛像，同样得益于11世纪前后构筑的汉藏文明的交流通道。这种于阗、敦煌样式，经由亚东至江孜的通道，同样能够进入卫藏腹地。这在后藏日喀则的夏鲁寺、聂萨寺的早期彩塑乃至扎囊县扎塘寺敦煌样式的壁画中都可看到痕迹。
羌姆石窟的彩塑与供养人壁画，延续了藏西早期塑造金刚界曼陀罗的传统，展示了11世纪前后，后藏地区雪山居民生动的社会生活图景，填补了汉藏艺术联系中缺失的环节，为11世纪前后西藏艺术史的重构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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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6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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