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江摄影发现--羌姆石窟___吉林文化援藏又一朵奇葩在连州绽放
吉林文化援藏又一朵奇葩在连州绽放赵春江摄影发现--羌姆石窟
2010连州国际摄影年展，12月3日在具有1600年历史的古城连州开幕。在三个主展区之一的连州文化馆二楼一角一间由教室临时改成的展室，《赵春江摄影发现——羌姆石窟》静静开幕。这个展览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朱宪民策展。朱先生为什么要亲自操刀，他认为这个展览“是摄影文化属性的一次很高的实现”。果不其然，大师的预言随着展览的进程在静悄悄中火热的呈现出来。首先是三大本留言簿很快被写满，留言者中有七八岁的小学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国外的友人，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和语言甚至幽默的绘画，表达了他们优秀文化遗产的喜爱和忧思。
12月4日上午，即展览开幕的第二天，更迎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主席杨元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朱宪民等来观看展览。在听了策展人朱宪民和作者赵春江的介绍后，杨元惺主席又详细询问了羌姆石窟的情况，包括石窟的年代确没确定，多大规模，什么内容，特别是现在保护的怎么样。杨主席索去了赵春江的名片，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络方式，表示要亲自给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同志打电话，请求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以充分的重视。杨主席的一番话和亲切的表态，无疑是展览的一大成功和羌姆石窟保护的福音。
12月5日上午，《中国摄影》杂志主编闻丹青专门参观了展览，他表示，展览几天就结束了，后续工作却是艰苦的细致的甚至是漫长的，虽然摄影者不承担这个义务，但一个文化属性很高的展览要是能完成这些命题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是令人十分欣喜的，它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摄影。闻主编表示回北京后，他要帮助找找有关这方面的国内顶级专家，请他们试着破解羌姆石窟的千年未解谜团。
展览期间，《人民摄影报》以《喜马拉雅山中惊世发现——羌姆石窟》为题，刊发了专版。《中国摄影报》、搜狐网、雅昌网等媒体，都对赵春江进行了采访。在连州的展览结束后，还要回到长春展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专家意见建议，修改补充后晋京展览和召开专家座谈会，争取对羌姆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有一个飞跃进展。 转 朱宪民先生文：
他不是阿里巴巴
却把瑰宝带出喜马拉雅山
朱宪民
春江先生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和作家,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一个叫羌姆石窟的地方，以一双敏锐的眼睛和相机的交汇碰撞并产生出强烈的火花，进而这火光照亮了这座已经沉睡了千百年石窟里的灿烂，辉煌。
毫无疑问，这些浮雕和壁画，不用我们去给她加任何形容词和修饰语，她的存在足够让我们惊奇，震撼。
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首度公开面世是摄影文化属性一次很高的实现。
在这里，我请大家不管是由衷地还是莞尔一笑地向赵春江致一点敬，当众多的摄影人把目光投向高原雪山喇嘛信徒寺庙等等常规符号（这并没错）甚至人满为患（这要商榷）的时候，赵春江一个来自万里之外东北大平原的人，却千辛万苦地去喜马拉雅文化带用照片把神秘的布满尘埃和种种疑团的历史老人惊喜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转王诗戈先生文：
经由摄影的开启
——读赵春江“羌姆石窟”图像
王诗戈
物是脆弱的。
在时间的腐蚀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着它的脆弱。即便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介入，它的凋零与衰败也常常是不可遏止的。
物是被时间封闭的。它被囚禁在时间里，如同暗黑地下室里的一片叶子。
当摄影作为延展时间的工具出现时，它使物变得不朽起来。
物在空间上被压缩，换来的是在时间上被解放出来。——摄影是物的救赎。
但此时的物，已经离开了时空坐标系中原来的位置；或者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坐标系。两个坐标系中的物，依稀相似，但其实已是不一样的物了。
当赵春江在喜马拉雅山中段羌姆村果美山的崖壁洞窟中拍摄壁画、雕饰和佛像残迹的时候，发生的大抵就是上述情形。
在我的想象里，在相机快门开合的那一刻，我分明听到了时间之瓮被打碎的声音。
此前的悠长岁月间，那一切曾一次次被郑重地凝视，却似乎从未被拍摄。我在想，世间未被拍摄过的，第一次由相机记录下来，这时到底有什么发生了改变？
在赵春江这里，拍摄行为使历史的遗物具备了在公共空间中予以讨论的可能。那些壁画、雕饰和佛像成了处于对话关系中的文本，向公众的目光敞开着，也向更为繁复的意义敞开着。
拍摄者完成了时间与文本两种意义上的开启。并且，他本人也参与到了文本的不断被重写与解读当中。
遗憾的是，这一文本是残缺不全的，人为毁损的痕迹清晰可辨。——我再一次体会到余秋雨要给王道士跪下的心肺之痛……
就这样，我们在今天面对这一历史的残本。
残，另有一番可玩味处。有多处壁画与雕饰，原为泥所覆盖，泥脱落之后才得以显露。后敷的这一层泥，前面放置着藏传佛教的佛像与烧制的祭物（藏语称“擦擦”），它掩盖的是与藏传佛教迥然有异的内容。由此似可推论，这些壁画与雕饰的存在，应早于藏传佛教在当地的勃兴。——“残本”触发了另一条追问的线索。
也幸亏有了泥，那些壁画与雕饰才躲过了岁月的雕蚀与人为的破坏，避开了佛像遭遇的劫难，尽管也是面目斑驳，但毕竟是历史留下来的一份惊喜。惊喜不常有，赵春江是幸运的。
由于赵春江的“复制”行为具有明确的文化指向，因此“羌姆石窟”图像被赋予了文化的“灵韵”。这种“灵韵”的力量，在于它以近乎挑战的姿态提出了种种问题：一幅幅壁画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分别各剩半只脚和一只眼的那两尊佛像原本是怎样的仪态？仅余鎏金残片的佛像曾有过怎样的灿然与华美？多处出现的宛若花瓣的图案象征着什么？窟顶的百余幅人面兽身像为什么神态各有不同？四组动物雕饰所寄寓的先民的敬畏与祈望能否回溯至数千年前？凭直觉看，“‘非中国’的表现甚多”（借用梁思成对云冈石窟的评语），这提示了怎样一段中外文化交流史？另有好多洞窟，目力可及，但由于位于极险或极高处，此番未能涉足，那里面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羌姆石窟群”究竟有多少洞窟、多少壁画、多少雕像、多少宝藏？这一石窟群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史上，将占据怎样的一个位置？……
在海拔5000米的高处，历史埋下了多处伏笔。
对于这些问题，或许我们一时还难以作答。关于喜马拉雅文化的研究，就像那皑皑雪山一样，仍是一片人迹罕至的疆域。众多的史诗与神话，如同被亘古冰雪所封冻。赵春江三赴“羌姆石窟”采撷回来的图像，连同此前五下定结四进陈塘对夏尔巴人生活的考察与记录（当地人称，他是1949年之后第一个走遍陈塘全境所有村落的汉族人），或可点燃有心之人继续探寻的热情，催动已在路上的求索者前行的脚步。
赵春江自己也在这路上走着。一个有着学者、作家、摄影师三重身份的汉族人，在以摄影为媒介趋近喜马拉雅文化时，他的一系列思考与呈现，本身就具有文化上的意味。
这一次，他用摄影“发现”了“羌姆石窟”。
据赵春江讲，他曾细细寻觅有关文献和图册，尚未发现和“羌姆石窟”壁画与雕饰相似的题材。在他之后，当地文物专家对石窟进行了初步勘察，粗略推测窟内遗存大约有1500年的历史。在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兴起之前佛教的流布情况，在考古上一直存在一个缺失的链条，“羌姆石窟”或许正是链条的补充……
经由摄影，“羌姆石窟”再次成为了开放的文本。
我的预感是，赵春江还将一次次地回到那里。
——他的人。他的心。 转赵春江先生文：
拍摄者说
这是一个从未公诸于世的石窟。
因村而得名，我们暂时叫它羌姆石窟。
甚至，走进它的人至今还可以数出个数和名字，当然不包括羌姆村的村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进出，但奇怪的是，他们谁也说不清石窟的来历，哪怕是只言片语。
是什么年代，什么人，开凿了这么大规模的有如古格或敦煌一样的石窟，创造了如此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然后突然转身，消失的无影无踪，留下了一个个千古谜团。
西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佛教艺术，我知之甚少。但是，走进石窟的一刹那，我就被彻底吸引了，镇住了。以我的视野和知识，是独一无二的从未见过的，哪怕在藏地。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在定结县委宣传部同行和羌姆村民帮助下完成了一次幼稚的拍摄。
认识到了，只是第一步。
羌姆石窟的价值、意义和谜题，或许是绝世性的，同时，也是难以逾越性的。
赵春江
2010-西藏 在羌姆石窟工作照 羌姆石窟 羌姆石窟摄影展（影友拍摄） 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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